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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孕合法化引发的争议:利与弊共存

  自从人民日报发出一篇文章引发代孕争议后,很多人都对这个话题做出了自己的看法,更有人总结出了代孕的利弊,因此,广州神州代孕公司将于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。

  最近代孕成热门话题,一些女性朋友很愤怒。她们怀过孕,深知其中艰辛,身为人母,理解亲情难舍。怀孕不好受,生下孩子,却要抱走,这算什么呢?政策的方向是无偿代孕,又有几人做得到;还有人认为,如果允许代孕,将来肯定会有一些女性,为图赚钱,出卖子宫,和卖淫有什么区别?

  涉及生育伦理的话题,敏感复杂。不过,代孕涉及权利,同时还有现实福祉,从这些角度看,代孕合法化问题还是值得探讨。

  对女性来说,要忍受艰辛疼痛,才能生下孩子。怀孕分娩之后,还要长期抚育。对于不孕不育的女性而言,她们第一关都过不了,无法生育成了心灵痛苦。尤其大龄女性,随着时间迁移,生育机会渺茫。还有很多失独母亲,她们也希望再有孩子,无奈年纪已大,亲身受孕养胎,变得非常困难。这些女性的数量,规模庞大,据说以千万计。她们对孩子的渴求,隐秘而且强烈,于是催生了代孕市场。

  问题是,法律是禁止代孕的。一方面,代孕双方的福利增加被阻止;另一方面,想要孩子的人,一子难求。但现实是,禁令不能消灭需求,只会把市场逼入地下,让成本更高,合作更不安全。

  现在,有一些学者、媒体开始讨论代孕合法化的问题。我认为将问题从地下引入地上,公开辩论、探讨,这是好事。因为谁都无法否认这个原本就长期存在的市场,也不该忽视诸多没有家庭孩子的痛苦。

 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,什么人会去代孕?一些代孕女性通常很贫穷,一次代孕,所得二三十万,甚至可能更多;一些已婚育妇女,急需改善家庭经济,于是走向代孕市场;一些没有生育的女性,身体条件良好,被许以高价码,也步入其中。无论如何,这些人大都属于弱势群体,如果代孕合法化,她们的权益无疑会受到保障。

  很多人会说,有偿代孕不就是买卖子宫吗?事实上,有偿代孕,不过是把双方利益需求,明白地拿了出来。现实是,即使再否认代孕的价值,也无法否认代孕市场的存在。既然媒体讨论代孕,那就各陈利弊,没必要将其视为洪水猛兽。

  当然,代孕合法化的最大障碍,是伦理问题。代孕女性并不提供卵子(通常是将受精卵植入体内),她只提供子宫,代为生育,算不算孩子的生母呢?也许会有争议。代孕母亲如果割舍不下孩子,反悔了怎么办?这会是个麻烦。

  我个人认为,代孕的伦理和技术问题,只需深入思考,拟制关系,制定细则,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。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问题,都是面向具体问题,一步步才能解决。事实上,在生育和亲属方面,领养(抱养)、试管婴儿,都曾给人们带来伦理困惑。如果不往前解决,人们永远不知道,这些问题,其实也有解决方法。

  随着二孩政策开发 专家呼吁适当放开“代孕”

  我国高龄孕妇的比例,1995年为0.9%,2005年为4%,2015年为10%。

  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,60%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,50%在40岁以上。

  我国,明令禁止代孕2001年,原卫生部曾出台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,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:“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、合子、胚胎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”作为一种相对新兴的事物,代孕确实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,也对社会管理带来挑战。

 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认为,代孕过程中,即便精子和卵子都属于委托夫妻,孩子由另一个女性身体生产,也可能让某些人产生亲子关系错乱的感觉。在怀胎和分娩过程中,代孕者可能对胎儿产生母子情结,在孩子出生后不愿放弃,造成归属权争夺。

 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以来,至今已满一周年。《人民日报》日前推出了“二孩政策一年追踪”系列报道。在最新的一期中,《人民日报》指出,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,60%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,50%在40岁以上。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孕,却有心无力,怀不上孩子了。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。不少医生因此呼吁,适当放开代孕准入。

  9000万家庭,一半人“很难怀上”

 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,70后、80后加入了再育的行列,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。我国高龄孕妇的比例,1995年为0.9%,2005年为4%,2015年为10%。数据显示,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,60%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,50%在40岁以上。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孕,却有心无力,怀不上孩子了。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。

  国家卫计委科研所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耿琳琳说,人的生育年龄和生育率呈负相关性,年龄越大,生育能力越低,再加上妇女的卵细胞逐渐老化,以及环境污染、电磁波辐射、化学品的影响,在未绝经期之前的10年内,妇女的卵泡质量会出现下降趋势。随着年龄增加,生育率呈明显下降趋势,到45岁以后,将近90%的妇女没有生育能力了,末次妊娠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。

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鹿群表示,年龄在生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,年龄决定了卵子细胞的质量和数量。生育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,一方面是卵巢储备功能下降,另一方面是流产率升高。

  相比卵子,精子更脆弱。近年来,男性不育增高趋势比女性不孕还要明显。工作压力大,影响身体内分泌激素分泌,导致精子数量减少、精子运动能力降低和精子形态异常。男性中无精症、少精症、弱精症病人明显增加,生精细胞严重损害,精子质量下降,从而降低男性的生育能力。相关统计表明,男性每毫升精液所含精子数量降至目前的2000万到4000万个。

  人类生育力下降,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报告,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%~20%,中国不孕夫妇约1500万对。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有很多种,比如药物治疗、试管婴儿、人工授精等。目前,一般性的药物治疗怀孕率为10%~15%,做试管婴儿的怀孕率为40%~50%,人工授精的怀孕率为15%~20%。如果自己没法生二孩,另一条路就是代孕,但我国严格禁止代孕。

  专业人士呼吁适当放开,先从志愿代孕开始?

  “防止商业代孕”

  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娜说,目前,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能允许的就是志愿代孕,代孕母亲基本上属于无偿的行为。王丽娜呼吁,如今肿瘤发病率这么高,有的病人可能在30岁甚至更早把子宫切了,这么年轻就永远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,确实令人惋惜。她建议适当放开代孕准入,但要防止商业代孕。

  “伦理监督和技术监管”

 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,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,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。对于失独家庭来说,夫妻双方处在精子、卵子尚可用的情况下,却已没有生殖能力了。代孕能解决失独家庭的生育问题。

  对于代孕,耿琳琳感触特别深。汶川大地震中,很多家庭都失去了孩子,他们特别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,但由于年龄因素,没办法再生育了。她呼吁,加强伦理监督和技术监管,适当放开代孕。

  “不能任意行驶”

  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学副教授尹秀云认为,代孕技术的应用有两个问题,一个是法律上的,一个道德上的。即便法律不允许,也不能把代孕悬置起来,完全不考虑。王一方说,代孕要有“刹车”,不能任意行驶。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,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,“牛栏关猫”是不行的。

  代孕一直备受争议,有人看好,有人诋毁,不管怎样既然代孕存在自然就有它存在的意义,不是你我能够轻易定论的,关于代孕今后的路会如何,我们还是静静地等待国家的安排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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